方烈文：《迷失在城市的边缘》（以下简称《迷失》）应该是你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吧。本书的创作方法似乎有别于你的前两部。
　　 林东山：对。《都市牧歌》是现实主义的，《心有多远》是浪漫主义的，而《迷失》则是通俗小说。
　　 方烈文：本书集中描述三个农村青年到城市追梦的经历，他们所走的路，可褒可贬的地方很多，但你似乎有意不拿道德说事。
　　 林东山：你注意到这一点，我非常高兴，和我前两部长篇不同，《迷失》只是冷静叙述这三个青年人的故事，而把道德审判的尺度留给读者。
　　 方烈文：你用《迷失》作为书名，似乎包含你某种无奈。
　　 林东山：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本书也不例外。在本书主人公任冬儿身上，就寄托着我对当今市场经济带来的理想缺失、人性错位现象的沉重的思索。任冬儿从大山走出来，并且很快就适应城市的物质文明。但她的精神层面，还停留在淳朴的山村。最后，当她所喜爱的城市物质生活和她的精神追求产生矛盾时，她毅然放弃城市，回归大自然。这种结局的安排，虽然带着某种戏剧性，或是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却得到许多文学编辑的认同。可以说，“迷失”既是任冬儿的迷失，也是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的迷失。
　　 方烈文：在《都市牧歌》的扉页上，有一段话我很欣赏：“我对生活向来抱乐观的态度，我相信社会上还是好人占多数，好人和好人凑在一起，也会有矛盾。他们用好人的逻辑去处理这些矛盾，于是就引发一个个美丽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是我的愿望。”《都市牧歌》和《心有多远》都是写好人的故事，这几乎成了你的创作理念，在《迷失》这本书里，你如何体现你的这种理念？
　　 林东山：王蒙有一个讲座，叫做《文学的挑战与和解》。我这本书既写挑战也写和解，而且我更关注和解，关注人性向真善美的回归。我为书中那一个个美好的结局感到欣慰，更令人欣慰的是，郑光汉因赌博与老婆离婚，后来他事业成功了，又回去把原来的老婆娶回来的故事并不是我的虚构，而是有生活的原型的。
　　 方烈文：和你的前两部长篇不同，《迷失》的节奏较快，故事性更强，但语言似乎没有《都市牧歌》那样精致，心理描写似乎没有《心有多远》那样到位。
　　 林东山：说得对，我理解这就是通俗小说的特点。
现在有一种说法，短篇小说写场景，中篇小说写故事，长篇小说写人物的命运。这当然没错。但是小说就是小说，不论长中短篇，都必须有故事，而且越生动越好。如果读者能够被《迷失》的故事所吸引，那我就满足了。但话又说回来，我更喜欢《都市牧歌》，如果有机会写第四部长篇的话，我还是想回到现实主义。
　　 方烈文：你在书的开篇中写道，这本书的创作因由是有一个女孩子跑来向你讲她的故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林东山：是的。这个女孩子就是书中任冬儿的原型，她现在就在广州。她99年来广东卖书，现在在老家盖了一幢不错的房子。在广州又置了一处物业，还买了一部二十万元的小汽车。她读了我的《都市牧歌》后，特地跑来汕头找我，讲了她和她周围那群卖书人的故事。我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加入80％以上其他的生活素材，就成了这部《迷失在城市的边缘》。
　　 方烈文：听说你这本书是两年前就完稿的，为什么现在才出版？
　　 林东山：本书完稿后，深圳一家文化产业公司想买断书的版权，但他们所依托的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对长篇小说的市场很悲观，这位社长只用一个通宵就看完我的书稿，他很欣赏，但他说很多知名作家的书现在都很难卖出去，作为文化产品来经营，风险是很大的。后来，这家公司还特地找来深圳几家大书市的老板，请他们谈谈长篇小说的市场，他们也一致表示不容乐观，这事就搁下来了。去年，某图书策划工作室创办人写信向我约稿，我把书稿寄给她，一个星期后，就接到她热情洋溢的电话，对本书给予很好的评价，并表示将收集进她正在参与编辑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是某大城市的市委宣传部为扶持好作品而赞助出版的。但是，当他们看到我的简历后，表示非常惋惜，因为新修改的入选条件是：作者必须是50岁以下，或是从未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几经周折，才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说这些，是想告诉那些有志于文学的同志，要耐得住寂寞，因为文学从来就是一条寂寞之道。
　　 方烈文：能先睹《迷失》，甚为快意。我对现代小说的选读十分挑剔：一要能有现实的深度，二要有历史的厚重，三更要有艺术的鲜活。很巧，翻开《迷失》，一目十行之后，我一头就扎进去了，而且心旌摇动，读出味道来。如当我循着几位卖书人留在城市边缘的足迹去窥探他们的情感世界时，却读到当今商道的精彩，读到各类买书人的心态，特别是读到那些藏书家、鉴赏家关于书的渊博知识和共有的儒风；当我看到经济管理学博士吴兆铭带着女强人郭嘉仪在高尔夫球场练习挥杆击球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十八世纪英格兰绅士的优雅和牧羊女的风情，而后才回过神来领悟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商场恶战前夜的感情偷袭，更是吴博士在用心演练孙子兵法，霎时间，在绿草如茵的球场上烽烟骤起、铁马金戈。。。。。。
读《迷失》，顿感清新如轻风拂柳，炽热如熔岩喷火。好刺激！
　　 林东山：过奖了！不过，我很高兴我的书能引起你这样丰富的想象。的确，吴兆铭在对郭嘉仪实施报复时，也不知不觉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在影响这位风尘女子。《迷失》在许多地方写到这种双重人格。作品塑造人物的过程也是作家对人性深入探索的过程。这反应在作品上就是人物往往表现出正反两面。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很难无视人的这种两面性的。